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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岩峰长文谈郭嘉璇事件：离世过程实属罕见具体原因尚未查明

2025-03-27 20:01:43

播报3月27每日电讯 关于郭嘉璇不幸去世的事件，记者贾岩峰撰写长文，从多个角度谈到该事件中一些不被人们关注的细节。

贾岩峰“有关郭嘉璇事件那些不被人们关注的细节”全文如下：

今天看到了与郭嘉璇受伤过程相关视频的公布，以及北京市足协发布的对外说明，整体上似乎算是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告慰了逝者、安抚了生者。

回想这段时间，从小郭家人的第一次发声到现在，我的深刻感受是：在中国足球圈，只要发生一点事，人们往往首先就会对官方机构抱有最坏的猜测，甚至“妖魔化”相关部门或人员。其实这件事虽然处理得差不多了，可对北京市足协和北京国安俱乐部来说，担子和误解还是压在他们身上。也还是有一些疑问没有完全被解开。

尽管我已经很多天没说话，但是这件事我一直在持续关注，也在收集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之复杂远超我以往的认知范畴，而有些内容很重要又经常被媒体和当事人集体忽略，从而产生许多误解。看到这些，我的职业病又犯了，我又想把一些大家忽略的信息呈现出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会，给所有人一样的客观评价。

例如，大家都说北京市足协和北京国安俱乐部有躲避的嫌疑，可如果他们在此事中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精力，也应该让公众看见，否则只能一直默默背负不应有的骂名，然后中国足球整体形象依旧难以好转。

小郭事件主要涉及三大方面，一是病因和急救过程；二是治疗和转运过程；三是涉及到保险赔偿和责任认定。

——注：本文基于公开资料与核实内容整理完成，力求还原事件的真实复杂性。若有遗漏或不当之处，也欢迎批评指正。

离世过程实属罕见 具体原因尚未查明

小郭离世的全过程，想必很多关心的球迷也都看到了网上的视频，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跟我老公和我表妹反复沟通从网络上获取的有限的信息，反复分析各种可能性，因为从网上的报道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实在是颠覆我所有的认知，怎么那样的一个动作就导致了最终的离世，我老公是神经外科教授，我表妹是心外教授，刚好小郭的病情涉及这两个病种。有关他病情的成因和导致离世的准确说法，可能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家属的要求，最终也没有被准确的披露，因为这个很复杂，等我专门再写一个文章说这件事。而我现在想说的是，他回国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回国后很多条件的认定和有关保险方面的协调，也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小郭在西班牙就被判定为“脑死亡”的报道了，西班牙媒体对这件事也非常关注，因为在西班牙热身赛中出现死亡的事件并不多，且出动了多辆救护车和救援直升机，重点是导致死亡的过程和原因也不太符合传统运动医学的逻辑，总之各种原因。

我从西班牙媒体的报道中读到了一些国内媒体没有提及的信息，比如说，西班牙媒体明确写到了，小郭在撞击倒地后出现了心脏骤停，在经过了医生的现场急救恢复了心跳后才被直升机转运到医院。到了医院抢救了四小时后依然情况不乐观，经过检查发现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的颅内压升高以至于脑干受损，但是医院方面仍旧给予了“药物诱导性昏迷”的干预治疗，在效果依然不理想后，经过了多轮评估，被认定为“脑死亡”。

在西班牙医院认定为脑死亡后，医院方面根据西班牙法律规定向小郭家属提出了拔管然后进行尸检确定死亡确切原因的建议，但是小郭父亲认为还要回国求医就没有同意。目前世界上有26%的球场死亡事件是无法确定准确原因的，颅内出血导致脑干受损是结果，查明什么诱发了出血才是真正的原因。但是尊重逝者，尊重家属意愿，尽管这个原因不明其实对后续保险赔偿是有影响的，或者说给予有关方面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和难度，但似乎可以得到妥善解决，有关保险方面也有很多专业知识，需要另开文章专门写。这一篇就说回国一事。

回国治疗挑战西班牙法律和医学伦理

在《新京报》对此事最新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经过多方努力，马德里第二初审法院在收到郭嘉璇家属不做尸检的申请后，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于2月8日做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例外裁决，同意了郭嘉璇家属的申请。2月10日，医院同意郭嘉璇转运回国治疗。北京市足协协调了国际SOS医疗包机，做好转运准备。”

很多人或许只是一眼扫过这段话，觉得奇怪：“怎么还扯到法院裁决？”但是记者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故事。我跟西班牙的朋友一聊，就找到了答案，朋友是从负责协调此事的马德里足协方面获得的一定消息，结合当地法律我才敢把这部分内容发出来。

因为根据西班牙的法律，脑死亡就等于死亡。脑死亡后只有遗体处置过程，遗体就要交给殡葬公司，然后要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才能转运。可是小郭必须作为活体回来才能进医院求奇迹�。饩偷扔诔鱿至嗣堋１匦氲媒饩稣飧瞿烟狻�

西班牙脑死亡的判定需由至少两名神经科医生在 24 小时内进行两次独立评估，且需排除低温、药物等干扰因素。这种法律认定具有强制性，与宗教或文化观念无关。因此，仅为了维持器官功能而继续维持生命支持通常是为了器官捐献的目的。因为西班牙是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如果家属希望将死者遣返回国继续治疗，在西班牙的医疗伦理上是不鼓励也不支持在脑死亡的情况下延长生命支持，因为它被认为是医学上和法律上不合适的，被认为是一种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家属坚持与中方的努力

然而郭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得到了中方的配合与支持，所以就要攻克一系列的法律条款还有找到合适的运输工具。

首先要获得西班牙卫生当局和接收国医疗机构的同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运输脑死亡患者需同时满足出发国和接收国的法律要求。例如，接收国可能要求重新进行脑死亡判定，或需提供西班牙语和接收国语言双语版的医疗证明。然后还要寻找到能够在旅途中维持生命支持的专业医疗运输。目前全球仅有少数几家公司具备此类服务能力，例如 Air Ambulance Worldwide 和 Medjet，其服务费用通常超过 10 万美元，且需提前至少 72 小时预订。但是因为还想要在国内会诊 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同时需要有专人与两国医疗保健系统进行协调，以确保护理的连续性和适当性。这种协调通常涉及外交渠道，例如通过两国卫生部或大使馆进行沟通。最终约到了国际SOS包机，除必须具备会员/保险及雄厚的资金支持外，还需要在行政手续、飞行许可、医疗评估以及多方协调上事先做好准备和对接，如此才能在真正紧急时刻实现极简流程、最快出动。

这个手续之所以这么麻烦，是因为有如下隐患，西班牙必须要通过一个法律流程来裁决，中方也必须递交充分说明才能被特事特办的通过。因为法律冲突层面：若接收国不承认脑死亡（如中国目前仅在器官捐献场景下承认脑死亡），可能导致法律身份认定冲突。

此时需要特别说明运输的是 "医学死亡但法律未死亡" 的特殊状态个体.西班牙医院伦理委员会可能要求召开听证会，评估家属请求的合理性，并确保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生命权）和第 8 条（隐私权）。即一个人在死亡后也是有尊严的，就是保证运送的过程不会对逝者有任何形式上的不尊重也不会暴露其生前应该享有的隐私权。长途飞行中的气压变化可能影响呼吸机性能，需配备专门的航空医疗设备，并由具备高压氧舱操作资质的医护人员随行。运输过程中若发生生命支持中断，可能引发医疗过失诉讼，涉及多国司法管辖权问题。实际上从国内的报道也能看到，小郭转运回来后，情况出现了恶化，因为毕竟是靠机器维持生命体征的介于活体和遗体之间的存在，很多风险和后果都不确定。

补充说明：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规定，运输脑死亡患者需使用配备重症监护设备的医疗专机，并由专业医疗团队全程陪护。普通货运飞机无法满足持续生命支持的需求。这些可不是只负责国际转运遗体的普通国际殡葬公司能够办到的，一定是需要足够高级别的机构来介入和协调，他在法律层面只能作为“遗体”运输。然而家属和中国方面坚持“活体”身份带他回国继续抢救，这与西班牙的法规和伦理规定相左，必须另行走一道异常繁琐的法律与行政流程，不但耗时耗力，而且需要投入巨额经费，协调医院、法院、航空医疗服务等多方资源，有时候甚至要争取官方破例或特批，才能完成这份在当地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跨国转运。

我国人性化的二元化死亡认定标准

小郭能顺利回国，还要感谢我国有一个灵活的“二元死亡判定标准”，即脑死亡和心死亡由家属选择，如果没有这点恐怕小郭只能留在西班牙了。

我国卫健委在回答全国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的5256号提案时在第三条表述中写道：“脑死亡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即死亡。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规范开展脑死亡判定工作对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家庭负担、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科学、规范的脑死亡判定技术标准和流程。从技术上讲脑死亡判定不存在障碍，但是，脑死亡立法还涉及社会、伦理等方面。医疗实践中也不乏虽然医生已告知家属患者脑死亡，但是家属仍然坚持治疗的案例。因此，二元的死亡判定标准更符合我国国情。目前，在具体医疗活动中，患者经判定脑死亡后，临床医生告知患者家属判定结果，由其选择心死亡或脑死亡。”

在脑死亡判定流程上，我国建立了严格的三级评估制度：首先由两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神经科医生进行临床检查，确认无自主呼吸和脑干反射；接着通过脑电图、CT 等辅助检查验证；最后需在 24 小时内进行两次独立评估。只有完成全部程序，才能开具脑死亡证明。这种严谨性既符合医学规范，也体现了对生命的终极尊重。

医生需充分告知预后，由家属自主选择治疗方案。在实际操作中，超过 80% 的家庭会选择终止无效治疗，这并非简单的 "拔管"，而是基于多学科会诊的科学决策。这种充满人性温度的制度设计，正是我国死亡标准区别于西方的核心特征。

小郭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复杂性，远超过一般人的认知。这不仅是一段对生者的体谅和逝者的告别，更是一场跨文化、跨国家的医疗和法律体系的协作。一些公众容易忽视北京市足协乃至相关部门的努力，这固然与官方长期以来缺乏沟通习惯有关，但也进一步暴露了中国足球信任危机的深层成因。提升行业形象，唯有在处理类似事件后进一步公开与核心争议有关的信息，重建信任，才能逐步扭转公众对中国足球的质疑与不信任感。这不仅是对郭嘉璇的告别，更是一次行业责任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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